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遥遥无期

财政部向今年全国两会提交的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970.83亿元，支出929.79亿元。其中，中央企业社会保障支出4.39亿元，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支出17.21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50亿元。汇总上述几项，中央国资经营中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总额为71.6亿元，占支出总额的7.7%。如将央企社保那部分支出从整个民生支出中扣除，则占比仅为7.2%左右。

2012年中央企业上缴红利仅有不足8%用于民生支出，大部分收益因科技创新、节能减排项目、改革脱困补助、国有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重新回到央企内部。

代表委员“读”数

国企上缴红利25%是“国际惯例”

要求提高国企尤其是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并将更多国企央企红利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的呼声，近年来越来越大，在此次两会上亦然。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在团组审议时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掌握着垄断资源的央企少交、漏交的有多少？作为代表，我不禁要问央企，国有资本金占多少？上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纳入财政预算收支管理的有多少？这些数据应该对应起来看，这笔账有没有算过？”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虽然来自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企业，但他在接受采访时亦表示，国资收益上缴比例应该提高，他认为目前的总体比例是比较低的。

此前因《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发言而引起广泛共鸣的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则直言，提高国企利润上交比例不该推诿拖延。“我国的国企，是由全民投资的企业，其产权为全民所有，其经营所得理应由全民共享。”

他表示，纵观世界各国，国企上缴红利比例达到20%—25%是基本要求，一般要求达到三分之一。我国目前国企上缴红利的水平，无论是和国家长远利益和民众的期待相比，还是和国企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相较，都存在很大差距。

周汉民认为，尽快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起码具有三个重大意义：

——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是要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来实现全体民众的共同富裕，而现行分配制度不但没有快速提高国企的生产力，反而磨灭了自身改革的意志和能力；不但没有推进民众的共同富裕，反而拉大了国企内部员工和外部民众的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

——有利于体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自愿的公平交易。现行国企利润分配原则既非全体民众所愿意，也缺少起码的公平意识和行为。

——有利于增强国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企只有持久、高额回报国家和社会，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投资，才能保持自身的廉洁和效率，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周汉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次性把国企上缴红利比例提升至25%的国际基本水平。所交红利全部划入社保基金账户。”

他还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制定不同产业、行业内国企上缴红利的基本、较高、更高分类指标比例和实施时间表；同时，根据分类指标体系，建立以红利上缴额度为依据的国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评价和动态奖惩制度；建立国企高管的薪金和上缴比例及数额直接挂钩制度。

对处于扩张机遇期和新兴行业的企业，可适当返还部分红利用于继续投资，但应当规定实际上缴红利不得低于15%—20%，“返还部分用于投资的额度，应当转为社保基金对该企业的投资股权。”（文汇报，记者徐维欣）

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暂无时间表

“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呼声两会期间再次高涨，但记者日前从国资委权威人士处获悉，国资委短期内并无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考虑。

“目前不是最佳时期”

上述国资委权威人士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资委一直在研究和考虑这个问题，但因为涉及问题非常复杂，还需要认真调研，短期内并不会有所动作。

一位接近财政部人士也对记者表示，“提高几个点的上缴红利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国企自身的问题，财政部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加大市场行为，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近期并没有计划考虑这一政策的修改。”

据了解，目前不考虑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依据主要有这样几条：

——“国有企业总的负担还很重。”上述国资委人士对记者坦言，很多人都拿国外的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比例来和国内做比较，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看法，除了上缴红利之外，还应关注国企上缴的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有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缴税8.3元，外资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缴税3.5元，民营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缴税3.8元，缴税差异很大，而“税收上缴国家和利润上缴给国家，其实质是一样的。”

——“目前并不是提高红利上缴比例的最佳时期。”一位参加全国两会的央企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和此前的飞速发展不同，目前大量央企都在亏损边缘徘徊，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是集中“火力”在困境中突围。

——国企利润其实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如石油、电信等类型的企业中，而这些企业目前恰恰处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亟需加大投入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一些资源能源类企业，看似利润很高，但实际上为了保证产业长远发展，需要很大投入在勘探开发、资源储备等方面。”上述人士表示，如果一下子将企业的红利全部收上来，效果未必好。

委员呼吁上调红利上缴比例

近年来，要求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并将更多国企特别是央企红利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的呼声越来越大。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未来三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继续提高。“十二五”期间，将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记者了解到，两会期间各界人士对于央企上调红利上缴比例的呼声尤为高涨。

“国企凭借自身垄断优势，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种种优惠和扶持，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其红利上交比例一直低于国际社会中同类企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提交提案称，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严重不对称，对国家长远利益和公民切身利益都是不合适的。他建议，一次性把国企上缴红利比例提升至25%的国际基本水平，所交红利全部划入社保基金账户。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磨长英提交的提案中称，我国国有企业向国家分红比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国家应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扩大上缴利润中央企业的范围，特别是将国有金融企业等高管收入争议较大的国有企业纳入征缴范围，将移动、电信、烟草等垄断企业的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到50%以上。

制定合理机制更重要

“一方面，要保证企业自身发展和产业安全，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上缴红利比例并更多用于民生，让更多老百姓可以享受到这部分收益，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但需要设计一个制度和方案，并逐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前述央企人士表示。

“从长远来看，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的方向是正确的，但需要在整体制度设计上做出调整，不是简单提高几个百分比的问题。”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央企发展情况并不相同，很多央企其实都处于政策性亏损时期，如果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红利上缴，那么必然会超出很多企业的可承受范围，这就需要根据行业以及行业内企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并设计出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案，根据企业具体发展阶段和情况来调整上缴红利比例。

“实际上，现在老百姓普遍对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呼声很大，一方面是对‘钱用在哪里’缺乏一个透明公平的机制，另一方面也是大家对某些国有企业无节制的职务消费和腐败等问题的反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记者说。

对此，磨长英建议，应该从制度和立法层面规范国有企业红利上缴，特别是要增加国有资本透明度，接受全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应该平衡产业发展利润分配，将增加的国企上缴红利部分作为平衡产业发展基金，重点用于扶持产业链条薄弱环节，弥补因利润过低出现产业发展缺陷。（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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